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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準“一帶一路”專題(第4期)】 關鍵詞:可持續目標與PPP,“1+6”圓桌對話會,希臘及鄰國經濟分析

發布日期:2019-11-26 作者: 來源:

金準“一帶一路”研究與服務(電子刊)

The Ktrue Research and Service of Belt and Road (E-book)

2019年第4期  總第4期

 

本期導言:

 

在本期《金準“一帶一路”研究與服務》中,我們選擇了三個重要的研究主題:

 

其一,我國是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進程(SDGs)重要支持和推動力量。隨著“一帶一路”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SDGs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之間的關系愈加緊密,尤其在“一帶一路”(BRI)倡議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有鑒于此,我們在本期推出的第一個研究題目就是《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與“一帶一路”(BRI)》,詳細為讀者介紹有關內容及發展動態。

 

其二,自2016年起,世界銀行(WBG)、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勞工組織(IL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等6大國際組織負責人每年一度齊聚北京,與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進行“1+6”圓桌對話會。本期為您梳理了自2016年以來4次圓桌會議關于全球經濟形勢、結構型改革、貨幣和財政政策、創新以及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主要觀點和內容。

 

其三,11月10日至12日,習近平主席對希臘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今年我國元首對歐洲方向的又一次重要訪問。中國與希臘的合作對于中東歐國家有很大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也將促進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的深化和發展。本期為您詳細介紹了希臘以及其中東歐方向三個鄰國——阿爾巴尼亞、北馬其頓、保加利亞最新的經濟發展情況。

 

本期的目錄為:

 

一、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與“一帶一路”(BRI

 

(一)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

 

(二)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

 

(三)SDGs、PPP與“一帶一路”(BRI)相互統一

 

二、六大國際組織與中國政府“1+6”圓桌對話會(2016年—2019年)

 

(一)關于全球經濟形勢的研判

 

(二)結構性改革以及貨幣和財政政策

 

(三)貿易和投資

 

(四)創新領域

 

(五)金融監管改革

 

(六)可持續發展

 

(七)中國的重要作用

 

三、希臘及其中歐鄰國最新經濟分析

 

(一)希臘自金融危機以來的經濟發展情況

 

(二)阿爾巴尼亞經濟分析

 

(三)北馬其頓經濟分析

 

(四)保加利亞經濟分析

 

希望本期內容對您有所幫助,金準咨詢感謝您的支持。

 

    一、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與“一帶一路”(BRI

 

    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進程(SDGs)提出后,全球圍繞推進該進程做了大量努力,在涉及可持續發展的各個方面,都在形成新的理念、標準、工具和方法。在此過程中,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展現出其獨特優勢,逐漸成為推進該進程的主要工具之一。“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原則,符合可持續發展進程的核心原則,也為PPP模式的展開提供了巨大的舞臺。在各方對此問題逐漸形成共識之后,PPP將在推動“一帶一路”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一)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

 

2015年9月,世界各國領導人在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聯合國峰會上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該議程涵蓋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于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同時,2016年,旨在限制全球氣溫升幅的《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也正式生效。我國在支持、推動“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巴黎氣候變化協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需要指出的是,“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目前在全球各國已形成非常強大的共識之力,在國際經濟和金融的各個方面都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其與廣大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也對各國政治家形成約束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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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系統在支持會員國執行政府間商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全球,區域,次區域和國家級的全系統一致性對于聯合國系統有效履行其任務至關重要。最重要的機構間協調機制是經濟及社會事務高級執行委員會(ECESA Plus),該委員會匯集了50多個聯合國實體(包括基金和計劃署、區域委員會、公約秘書處、專門機構、國際金融機構、WTO和IOM)以及聯合國研究機構。它是由經濟和社會事務部(UN-DESA)在ECESA的基礎上召集和支持的。聯合國系統行政首長協調理事會(CEB)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集團(UNSDG)繼續在各自領域協調全系統后續活動的工具。聯合國系統還通過聯合國的水、海洋、能源以及全球糧食和營養安全高級別工作隊等合作機制,就特定主題問題采取了聯合后續行動。

 

目前在聯合國層面關注的重點話題包括:非洲,大氣層,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能力建設,化學品和廢物、氣候變化,荒漠化、土地退化和干旱,減少災害風險,教育,就業,人人享有體面勞動和社會保護,能源,金融,金融包容性,糧食安全與營養與可持續農業,森林,性別平等與增強婦女權能,綠色經濟,健康與人口,指標,行業,綜合決策和參與信息,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框架和國際合作,山脈,多方利益相關者伙伴關系和自愿承諾,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NSDS),海洋,消除貧困,鄉村發展,科學,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可持續城市和人類住區,可持續消費和生產,可持續旅游,可持續交通,技術,貿易方式,對兒童的暴力,水與衛生等等。

 

在今年的第74屆聯合國大會期間,聯合國召開了一次可持續發展目標峰會,邀請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就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進展情況進行全面審議。峰會上,中國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經驗成為各方關注焦點。從可望提前10年實現2030年議程首項目標——消除貧困,到基本實現全民醫保覆蓋,再到全面推進國土綠化行動,中國推動落實該議程的努力和成果收獲了一致好評。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出席本次峰會發言時說,中國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國策,全面深入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在即將到來的2020年,我國將組織召開“第二屆聯合國全球可持續交通大會”(2020年5月5日至7日,中國北京)——這既是我國參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重要舉措,也是該議程本身的重要進展。一些可持續發展目標通過目標和指標直接與可持續交通相聯系,可持續運輸方面的進展將有助于實現《 2030年議程》概述的許多(即使不是全部)可持續發展目標。在本次大會上,來自各國政府、聯合國系統和其他國際組織、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召集主要利益相關者,將討論支持實現可持續運輸及其多重作用的綜合和交叉性質的2030年議程——包括所有運輸方式(公路、鐵路、航空和水路運輸等),以及最新的科學技術進步。

 

為此,國務院辦公廳于2019年10月30日下發了《關于成立第二屆聯合國全球可持續交通大會組委會的通知》(國辦函〔2019〕107號,下稱”通知“)。根據《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任組委會主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毅任第一副主任,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北京市市長陳吉寧、國務院副秘書長陸俊華、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任執行副主任。中央宣傳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財政部、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農業農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國資委、海關總署、國際發展合作署、能源局、扶貧辦、北京市、中國科協、貿促會等部門有關負責同志和交通運輸部副部長戴東昌、國家鐵路局副局長劉克強、中國民用航空局副局長呂爾學、國家郵政局副局長趙民任組委會委員。

 

今年9月25日,交通運輸部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舉行2019年第12次集體學(擴大),全國政協副主席、交通運輸部黨組書記楊傳堂要求,要讓“一帶一路”建設的合力更有力地“聚”起來,全力籌辦好第二屆聯合國全球可持續交通大會。可以預見的是,我國政府將以此為契機,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有機結合起來,更好地推動與各國的經濟技術合作。

 

(二)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

 

聯合國2030年發展議程高級副總裁馬哈茂德·莫希丁撰文指出,“可持續發展目標是跨領域的,而且雄心勃勃,需要改變我們的合作方式,它們還促使我們大大改變所有國家的公共和私人投資水平。投資需求與實際投資之間的差距很大,而且還在不斷增加。為了填補這一空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至關重要。它們增加了獲得資本的機會,允許表外借貸,提高了創新能力,并幫助轉移了風險。”

 

馬哈茂德認為應當從三個層面理解PPP對于實現SDG的作用:其一,PPP可以為公共服務的提供帶來更高的效率和可持續性;其二,私營部門參與不僅可以幫助增加基礎設施資產的存量,而且還可以增強其彈性,創建更可持續的解決方案,并改善對基礎設施服務的獲取;其三,PPP將眾多參與者的利益進行綜合設計,可以實現很多跨部門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并且有利于從多邊開發銀行等機構籌集資金。

 

聯合國發展籌資辦公室高級經濟事務干事克里希南·夏爾馬認為,PPP的核心是“物有所值”——與替代公共采購相比,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改善了給市民提供的服務的覆蓋范圍,訪問權限和質量。但是研究表明,目前在許多情況下(PPP項目)未能實現最廣泛的物有所值,私人融資在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基礎設施投資中僅占一小部分。對這一挑戰,克里希南認為,一個有利的PPP制度框架應包括相互關聯的能力,才能夠保障PPP成為為關鍵的經濟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的工具。這四個方面的能力包括:

 

1)正確識別和選擇PPP可行的項目的能力。這將需要進行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對于降低成本和提高福利水平至關重要。

 

2)合同的結構設計,以確保適當的定價并將風險轉移給私人合作伙伴。如果PPP要為消費者和政府提供高質量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服務,這是一個關鍵要求。這將取決于招標過程中的充分競爭,還取決于透明的財政會計和報告標準。

 

3)為購買力平價建立全面,透明的財政會計和報告標準。這將允許全面披露所有風險,包括或有的財政負債和中長期影響,并阻止政府將PPP項目置于預算外。

 

4)確保法律,法規和監控框架,以確保適當的定價和服務質量。這樣的框架還需要確保在招標過程中的競爭環境,并考慮到項目的更廣泛的福利,包括社會外部性及其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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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SDGs、PPP與“一帶一路”(BRI)相互統一

在2019年10月29召開的“2019第五屆中國PPP發展(融資)論壇”上,財政部國際財金合作司司長張文才指出,目前不少國家財政能力不足,基礎設施融資缺口很大,這些問題單靠政府無法解決,需要以市場機制為主導,創新用好政府與市場兩種資源;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對PPP項目融資需求巨大,參與PPP合作,將為各方提供更多的收益;中國在PPP模式運用方面,有許多收獲和體會,包括PPP的制度建設、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和管理,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等等,而且我們也實施了一些卓有成效的項目,得到了國內外的認可。張文才表示,要通過PPP發展融資,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激發和拓展國際合作新動能。

 

在2019年11月16日召開的第四屆“中國PPP論壇”上,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經濟合作與貿易司司長杰弗里漢密爾頓(Geoffrey Hamilton)認為,應構建以人為本的PPP模式評價體系。他強調,“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是相統一的,兩者互利共贏與積極的溢出效應將會在未來逐步顯現。清華大學PPP研究中心主任、光大國際總裁王天義表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發展中國家居多,大多面臨著推動綠色可持續發展資金不足、經驗技術缺乏的局面,綠色PPP模式將逐步成為推進綠色“一帶一路”發展的新動力。

 

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會長、亞信金融智庫主席陳元先生在11月17日舉行的2019亞信金融峰會“亞信金融暨亞信金融智庫國際圓桌會”上表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經濟規模不大的國家,應該嚴格控制主權債務和外債,可用BOT模式將國家主權債務轉變為兩個大型國際化公司間的合同協議,以降低國家主權債務,保持健康水平。陳元表示,我們“一帶一路”走出去,為沿線國家互利共贏。大家共同發展,就要超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舊方法,采用一些國際上有效和我們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來回避主權債務、回避主權債務帶來的債務風險,避免這些國家最后資不抵債造成國家經濟極大的困難。我們要更多地采用多國共同合作、多企業共同合作,用商業的物流和現金流來打通國家的界限,使各個國家的一些重點項目得以發揮作用,使它不僅成為一個國家的能源和港口,而且成為國際化、全球化、地區合作的一個能源基地和港口,這樣才能使這些地區經濟發展起來。說到底,是更深入地合作和更廣泛地聯合,才能使發展中國家避免這些主權債務的陷阱。實際上,陳元主席所說的“BOT模式”,也就是PPP合作模式。

 

綜上可以看出,目前國內外各界對在“一帶一路”中以PPP方式開展建設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基本已經形成共識,并且各多邊金融機構也在加強合作機制建設。PPP模式或將成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有力支撐。

 

二、六大國際組織與中國政府“1+6”圓桌對話會(2016年—2019年)

 

從2016年開始,世界銀行(WBG)、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勞工組織(IL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等6大國際組織負責人每年一度齊聚北京,與中國國家總理李克強進行“1+6”圓桌對話會。

 

從參會人員上看,世界銀行2016年至2018年由金墉行長參加,2019年由馬爾帕斯行長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6年至2018年由拉加德總裁參加,2019年由新任總裁格奧爾基耶娃參加;國際勞工組織2016年、2017年和2019年由賴德總干事參加,2018年由副總干事格林菲爾德參加;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6年至2019年均由秘書長古里亞參加;世界貿易組織2016年至2018年由總干事阿澤維多參加,2019年由副總干事沃爾夫參加;金融穩定理事會2016年至2018年由卡尼主席參加,2019年由新任主席夸爾斯參加。中國政府2016年至2019年均由李克強總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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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6大組織聚焦全球發展、減貧、貿易、就業、經濟合作和金融穩定等重大主題,形成當今國際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從歷年“1+6”圓桌對話會的討論內容看,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關于全球經濟形勢的研判

每年一度的“1+6”圓桌對話會已成為各國際組織與中國交流全球經濟形勢的重要場合。從2016年至今,歷次會議對全球經濟形勢的研判要點包括:短期內總需求將繼續疲弱,而供給側政策需逐步產生效果,因此需平衡長短期發展目標,綜合施策;世界經濟出現向好勢頭,但深層次問題尚未解決,面臨諸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需要繼續綜合使用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等各項政策工具,促進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全球經濟增長仍保持強勁,但增長進入了平穩期,部分下行風險已經造成影響,總體而言,下行風險正在進一步加大;我們對貿易緊張局勢繼續加劇、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逐步正常化對一些較為脆弱的新興市場國家的溢出效應感到關切;促進世界經濟開放、穩定、高質量增長。

 

(二)結構性改革以及貨幣和財政政策

近年來,全球對結構性改革以及貨幣、財政政策的關注和協同非常重視。從4次圓桌對話會的內容看,在該問題上的共識包括:

 

l  貨幣政策應繼續支持經濟活動,保持價格穩定;貨幣政策應繼續服務實體經濟,保持價格穩定,與中央銀行職責相一致。

 

l  財政政策應保持靈活性,以促進增長、創造就業和提振信心,并確保可持續性;在財政規則框架內,財政政策還應致力于支持結構性改革和防范化解財政風險;財政政策應靈活運用,促進經濟增長,同時確保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續水平。

 

l  結構性改革需根據收入水平、經濟所處周期和政策空間等具體國情并與其他政策協調,支持經濟增長;盡管各國國情不同,但總的改革方向是放松管制,促進競爭,支持創新,推進財政改革,促進貿易和投資,強化金融體系,推動勞動力市場改革,改善基礎設施,增強環境可持續性,促進包容性增長;結構性改革應根據具體國情安排改革的重點和次序,著眼于完善基礎設施、增強包容性、支持創新創業和促進就業,提高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增強經濟韌性。

 

l  各國應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溝通協調,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應對下行壓力;呼吁各國確保強有力的宏觀政策框架,建立政策緩沖以應對可能的沖擊,共同緩解和解決當前貿易緊張局勢,并繼續推進國內改革,增強經濟基本面和金融體系韌性;呼吁各方采取適當的財政、貨幣和金融政策,繼續推進結構性改革,增強金融體系韌性。

 

(三)貿易和投資

針對近年來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形勢劇烈變化,圓桌會議將其作為重點主題加以討論,形成如下共識:呼吁WTO成員保持區域貿易協定的透明度和包容性,并確保其向其他成員開放;區域貿易協定不僅應符合WTO規則,還應有助于加強全球貿易體系;WTO具有推動全球體系一致的作用,多邊貿易體制仍是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的主渠道;區域、雙邊和諸邊貿易協定是對多邊貿易體制的補充而非替代,應推動這些貿易協定更加開放、透明和包容;各國應通過提升WTO爭端解決機制效力、盡快解決WTO上訴機構成員遴選僵局等方式,更好地擴大和分享貿易的益處,強化多邊貿易體制;呼吁各國避免采取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措施,健全貿易規則,提升透明度,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保持和加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支持各國合理參與全球價值鏈。

 

(四)創新領域

圓桌會議高度重視全球創新領域的發展,并形成若干共識:需積極培育包括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在內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創新和數字經濟這兩個相互交織的領域采取行動,包括對符合未來發展方向的新技術和技能進行投資,能夠為新的經濟增長提供重要支撐創新作為長期經濟增長的源泉在未來將變得更加重要;新興技術正在重塑我們的經濟和社會,尤其是結合了數字化、人工智能、物聯網、生物和納米技術、3D打印、新材料開發和應用的新一輪生產力革命;新一輪生產力革命具有促進產業轉型的巨大潛力,將進一步提升整體福祉,但同時因其引發經濟結構轉變,也會對現有的就業和職業技能,以及與之相關的教育培訓體系帶來潛在的挑戰;呼吁各國政府支持研發,并加強對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新技術的合作;呼吁采取更多行動妥善應對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挑戰,特別是對就業和收入分配的可能沖擊,把促進就業和體面勞動作為培育發展新動能的重要目標之一。

 

(五)金融監管改革

金融領域的改革、穩定和創新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歷次圓桌會議都聚焦金融監管改革,以共識推進協調:盡管國際金融危機后金融改革提高了全球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能力,但仍面臨較大風險,并會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放大;蓬勃發展的市場化融資和數字經濟具有提升生產率、促進國際融合、推動經濟增長的潛力;需要對新的風險保持警惕并采取適當的措施應對;金融科技在助推普惠金融和綠色金融、提升生產率、促進國際融合、推動經濟增長方面具有很大潛力,但其迅速發展也引發了各方金融穩定方面的關注;支持繼續完善以強大、以份額為基礎且資源充足的IMF為中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并呼吁各國繼續推進金融部門改革,增強抵御金融風險能力。

 

(六)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作為全球發展的核心,也是各國際組織和中國政府一致支持的重要目標。近年來,全球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和共識不斷增加,圓桌會議也提出若干重要建議: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推動包容性和可持續增長的關鍵內容;呼吁各國結合各自國情積極制定并實施國別方案;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要求增長必須具有包容性和環保性,從而為當代和子孫后代實現減貧和共同繁榮;經濟增長、環境保護和社會包容是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覆蓋從城鎮化到農業、基礎設施、能源開發利用、水資源利用和交通運輸等所有發展領域;基礎設施需求巨大且緊迫,并將繼續擴大。彌補這一巨大缺口需要政府和社會資本以及相關技術,提高運營效率。項目準備對確保資源優化利用、技術具有可行性且符合恰當的社會、治理和環保標準十分重要;支持“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并支持其與其他區域性互聯互通倡議對接,促進開放包容的經濟合作,確保基礎設施的包容可及、價格合理和廣泛受益,以提升參與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和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強調項目的社會、財政和環境可持續性,同時統籌平衡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支持以基礎設施項目和產業合作為重點,搭建經濟、產業和貿易合作平臺,同時借鑒國際標準,尊重各國具體國情并遵循市場規律;共同推動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包容增長。

 

(七)中國的重要作用

歷年圓桌會議上,各國際組織負責人都對中國的發展予以高度肯定;高度贊賞新中國成立70年來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特別是在減貧領域的卓越貢獻,使本國人民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各方贊賞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更多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邁進;各方重視同中方的關系與合作,愿加強在金融、技術、就業、減貧、發展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更多惠及民眾的新成果。

 

三、希臘及其中歐鄰國最新經濟分析

 

11月10日至12日,習近平主席對希臘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今年我國元首對歐洲方向的又一次重要訪問。當地時間11月11日晚,習近平在總統府出席希臘總統帕夫洛普洛斯舉行的歡迎宴會時指出,希望雙方以務實合作和文明對話“雙輪”驅動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發展,為世界和平、共同繁榮作出新貢獻。在達成廣泛共識的基礎上,雙方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希臘共和國關于加強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習近平此次希臘之行,對中希關系發展具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要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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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紹希臘及其中歐鄰國阿爾巴尼亞、北馬其頓和保加利亞的最新經濟發展情況。

 

(一)希臘自金融危機以來的經濟發展情況

希臘央行行長近日撰文對希臘經濟自危機以來的發展及未來展望進行了分析,要點如下:

 

1、金融危機對希臘的影響

從2000年到2007年,希臘經歷了良性的宏觀經濟狀況,其特征在于GDP增長率高(遠高于歐元區平均水平),相對穩定的消費物價通脹以及失業率逐漸下降。金融擴張和希臘2001年加入歐洲貨幣聯盟(EMU)之后,信貸迅速增長,借貸成本低,推動了這一擴張。

 

加入EMU的馬斯特里赫特標準僅基于名義趨同,因此未能激勵產品和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改革以及加強真正趨同,提高潛在增長和維護公眾可持續性所需的公共部門職能財政。相反,雇主和雇員利益集團反對提高競爭力的改革。盡管在繁榮時期希臘的人均GDP有所增加,已接近歐盟平均水平,但相對于歐元區的體制差距并未縮小。因此,希臘在各種治理和結構競爭力指標上仍大大落后于歐元區伙伴。

 

2008年和2009年財政和宏觀經濟環境的急劇惡化,以及隨后主權債務的降級和主權利差的上升,使希臘主權國家和銀行與國際資本和貨幣市場脫離了聯系。大量的存款提取和極度緊張的流動性狀況給銀行業帶來壓力。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助的經濟調整計劃于2010年啟動,旨在糾正這種不平衡。

 

這場危機給產出,收入和財富造成了沉重打擊。在2008年至2016年期間,希臘按固定價格計算損失了其GDP的四分之一以上,失業率上升了近16個百分點。此外,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從2008年的93.3%降至2018年歐盟平均水平的67.4%。為此,必須將不良貸款率大幅增加到大約50%,大量的人才流失和大規模的投資不足,帶來了不可估量的經濟和社會后果。

 

2、希臘經濟恢復發展的情況

盡管出現了失誤,偶爾出現倒退和拖延,但自2010年主權債務危機開始以來,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實施經濟調整方案已消除了希臘危機的根源。進一步來說包括如下方面:

 

已實現的財政調整是史無前例的,將2009年的主要赤字占GDP的10.1%轉變為2018年的GDP的4.3%的主要盈余(根據增強的監督定義)。2018年的主要盈余連續第四年超過了計劃目標。自危機開始以來,經常賬戶赤字已減少GDP的12個百分點。勞動力成本競爭力已完全恢復,自2009年以來,價格競爭力已錄得可觀的增長。

 

實施了一項大膽的結構改革計劃,涵蓋了養老金和醫療體系,商品和服務市場,商業環境,稅制,預算框架和公共部門透明度等領域。銀行系統已經重組。如今,由于其他十多家銀行被合并或清算,只有四家系統性銀行控制著95%的市場。在危機期間,希臘銀行在對銀行系統的重組和資本重組,加強公司治理以及為整個希臘提供流動性至關重要。如今,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處于令人滿意的水平,其貸款損失準備金足以應對潛在的信用風險。

 

已經實施了許多重要的改革,旨在為銀行提供一系列解決不良貸款問題的工具,包括通過設定減少不良貸款的業務目標,建立不良貸款的管理目標來加強監管框架。形成一個次級不良貸款市場,并消除了不良貸款管理的各種法律,司法和行政障礙。這些行動已開始見效,如不良貸款存量的持續減少與所設定的目標相一致。截至2019年6月,不良貸款總額為754億歐元,較2016年3月的峰值下降319億歐元。然而,不良貸款率仍然很高,2019年6月為43.6%。

 

自危機開始以來實施的改革以及企業通過出口到新市場來彌補國內需求下降的努力的結果是,開放度大大提高,經濟開始向可貿易的,出口導向的部門重新平衡。出口總額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從2009年的19.0%增加到2018年的36%。自2009年的低谷以來,貨物和服務(不包括航運業)的出口實際增長60%,超過了歐元區的出口增長率。此外,2010年至2017年間,經濟中的可交易商品和服務總量相對于非可交易總量增加了約14%。

 

3、希臘經濟前景展望

在經歷了2015-2016年的停滯之后,2017年GDP恢復正增長(1.5%),2018年回升至1.9%。最近的實際GDP數據表明2019年第二季度將繼續增長(同比1.9%)。由于經濟條件的改善以及自2010年以來實施的改革,失業率雖然仍然很高,但在2019年第二季度從2013年底的27.8%降至16.9%。

 

展望未來,希臘銀行預計經濟活動將保持正增長軌跡,2019年將增長1.9%(即2019年下半年同比增長2.3%),到2020年將超過2%。

 

該前景面臨與外部和國內環境相關的下行風險。即將來臨的貿易戰造成的全球增長和貿易放緩可能會更加明顯地影響出口增長,而無序的英國退歐,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近期油價上漲則是進一步的重大下行風險。

 

全球資本和金融市場可能出現的急劇調整可能會增加成本,并減少可用資金,特別是對于私營部門而言。財政方面也存在下行風險,這與法院關于削減養老金的現行裁決有關,這可能會影響債務的可持續性。

 

此外,難民危機的加劇可能損害旅游業和貿易。但是,國內也有機會,與希臘快速實施結構改革以及減少(直接和間接)主要盈余財政目標有關。希臘在幾乎所有的結構競爭力指標上仍落后于同行和競爭對手,這是迅速追趕的巨大機會,應加以利用。

 

(二)阿爾巴尼亞經濟分析

2019年1月,阿爾巴尼亞央行發布《2019年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報告》,對2018年經濟情況進行了評估。要點如下:

 

l  2018年的平均通脹率為2%,與2017年相似。第四季度的年平均通貨膨脹率為1.8%,與第三季度相比有所下降。由于本幣升值和貿易伙伴國家通貨膨脹下降所產生的通貨緊縮壓力,抑制了經濟周期性改善對通貨膨脹形成的向上貢獻。

 

l  前九個月的經濟增長率約為4.3%,第三季度則為4.5%。內需的積極表現支持了經濟活動的擴大:人口消費和投資。充足的融資條件,改善的財務平衡以及高于歷史平均水平的信心指標有助于國內需求的恢復。這些發展反映在積極的就業表現的持續,失業率的降低和工資的增加上。預計這些動態將在未來繼續,使通脹恢復到中期目標。

 

l  通貨膨脹率反映了幾乎所有主要類別的貢獻下降。具體來說,在11月和12月,非食品籃子物品的類別減少了:租金,燃料和其他物品。另一方面,在12月,“未加工食品”的貢獻部分抵消了上述類別的貢獻的下降,但沒有扭轉本季度價格的下降趨勢。外國價格的壓力繼續受到抑制,這不僅受到匯率升值的影響,還受到歐元區和該地區國家價格下跌的影響。

 

l  2018年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率為4.5%,與今年前兩個季度相比顯示出更積極的態勢。2018年前9個月,實際GDP增長為4.3%,比上年增長約0.5個百分點。該季度的增長率主要由生產部門支持。其貢獻繼續主要反映出電力生產的增長,而在較小程度上反映了建筑活動的增長。服務業也為經濟增長做出了積極貢獻,主要反映了住宿和食品服務部門的發展。在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繼續由內需驅動,主要貢獻是最終人口的消費和投資。同時,由于進口增加的作用增強,凈出口構成對經濟增長的下行影響。公共消費也產生了負面影響,盡管程度很小。對第四季度現有數據的分析表明,經濟增長將繼續受到私人消費和投資的支持。據估計,公共消費的貢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同時,由于進口增長較快,預計第四季度凈出口將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l  2018年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繼續歸因于生產部門的發展。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估計約為2.5個百分點,與上一季度持平。盡管工業,能源和水行業放緩,但這些活動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生產部門的績效,為該季度的經濟增長貢獻了1.7個百分點。這一業績繼續反映出電力部門增加值的強勁增長所帶來的影響。除其他因素外,它對年度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3個百分點,也起到了前一年比較基數較低的作用。這一貢獻仍然低于今年前兩個季度的1.9和1.8個百分點。

 

l  我們的估計表明,服務業將在2018年第四季度繼續以緩慢的速度增長。該業績與該行業較低的信心水平以及低于該指標的歷史平均水平的服務產能利用率相符。同時,生產部門增加值的增速從上一季度的5.9%增至6.5%,主要由建筑活動的改善決定,而在較小程度上則由農業,林業和漁業的持續增長決定。。它們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分別為0.5和0.3個百分點。服務業對年度GDP增長的貢獻也稍高,從一個季度的1.4個百分點上升到1.6個百分點。凈稅收部分對GDP增長的影響在第三季度高于上一季度(0.4相對于0.2個百分點)。

 

l  在2018年第三季度,總需求反映了高增長率。“人口消費”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為這一增長做出了主要貢獻。同時,“公共消費”和“凈出口”對總需求的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從間接指標獲得的信息表明,總需求的增長在2018年第四季度放緩。預計人口消費的預期增長將仍然是主要的貢獻者,其次是投資。凈出口預計將對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l  2018年第三季度,國內需求年均增長3.5%,與上一季度(2.5%)相比增長速度加快。增長率加快主要歸因于人口消費的表現。同時,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年增長率也加快了。另一方面,公共消費以實際年度價值計算下降。領先和間接指標表明,2018年第四季度國內需求將繼續增長。人口消費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預計將為這一表現提供主要貢獻。

 

l  經濟活動證實了我們的評估,負產出缺口的縮小趨勢在2018年下半年仍在繼續。勞動力和資本市場的信號表明周期性狀況有所改善。然而,在存在匯率貶值行為的情況下,這些增加通貨膨脹壓力趨勢的實現仍未完成。

 

l  最新信息表明,經濟的增長正在接近其潛在水平。同樣,來自周期性狀況其他指標的信號也與之相符,例如:產能利用率差距和失業率差距。2018年第四季度經濟總量的產能利用率表明,產能利用率較高。同時,從勞動力市場到第三季度的信號在勞動力因素的使用方面更為積極。

 

盡管勞動力和資本市場有所改善,但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卻逐漸增強。經濟低于其潛力的位置以及匯率升值繼續限制了通貨膨脹壓力的累積。在總需求的增長和匯率升值趨勢的下降的支持下,對生產要素的更優化利用有望為中期通貨膨脹回到目標提供條件。

 

(三)北馬其頓經濟分析

    北馬其頓央行2019年11月8日經濟預測,要點如下:

 

l  逐步增長加速的趨勢持續。GDP增長率去年為2.7%,上半年增長了3.6%,第三季度的指標表明了這一趨勢的延續。預期有進一步逐步加速的趨勢:2019年為3.5%,2020年為3.8%,中期為4%。

 

l  與4月相比,總體增長動力總體上沒有重大變化,但增長結構發生了某些變化-凈出口的有利貢獻減少而內需增加,然而增長風險比四月更為明顯。

 

l  平均而言,2019年至2021年的出口需求仍然是重要的增長因素:外資需求的工業設施和傳統出口部門的積極影響進一步增強,盡管外國需求的增長較為溫和。

 

l  在2017年和2018年的在不利的條件下,積極的投資刺激了經濟增長,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加速,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銀行貸款支持下對私人代理投資的興趣增加,預計未來三年投資將增加。

 

l  私人消費的積極貢獻:實際工資穩定增長,就業增長,養老金增長,私人轉移以及銀行進一步的信貸支持增加。

 

l  2019年和2020年的通貨膨脹率下調(分別從1.5%和2%分別下調至1%和1.5%)。當前的通貨膨脹動態低于預期(大約1%),并且進口價格的向下修正。中期預期通貨膨脹率大約2%,與4月份的預測周期相同。在預測范圍內,預計在相對較小的正產出缺口中,國內需求不會帶來壓力。預測通脹動態的風險主要歸因于進口價格的不確定性,尤其是能源價格。

 

l  中期保持經常賬戶赤字適度。近年來,經常賬戶赤字占GDP的比重低至1.3%(由于改善了外資機構和傳統部門的貿易平衡)。在2019-2022年,預期適度擴大:赤字平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較低的二次收入盈余(私人轉移)、初級收入赤字適度增加、2019年貿易差額小幅下降,隨后有所改善——與四月相比,赤字略高,但總體而言,對赤字的評估仍然很低。

 

l  2019-2022年的金融賬戶流入量(占GDP的3.3%)足以彌補經常賬戶赤字和外匯儲備的進一步增長。在預測范圍內,預計外國直接投資將凈流入,加上長期的公共和私營部門借貸,外匯儲備充足性指標(儲備與預期商品和服務進口,債務等之比)留在安全區。

 

l  固定存款(10.1%)和信貸增長(7.1%)趨勢的延續。與4月相比,存款增長高于預期,信貸流量適度低于預期。存款增長預計2019年將達到9.6%(4月預測為8.3%),2020年至8.5%;銀行貸款活動將繼續是重要的支撐經濟增長的因素,預計2019年信貸增長將近7%*(4月預測為8%),到2022年中期的貸款活動將略有加速,即信貸增長約8%。

 

在今年3月降息之后,貨幣政策立場沒有其他變化,即利率保持在2.25%。總的來說,最新的宏觀經濟預測表明,在沒有通貨膨脹壓力和外部狀況不平衡的情況下,銀行借貸活動也將支持國內經濟的穩固基礎和穩固增長的潛力。

 

(四)保加利亞經濟分析

中國—中東歐研究院2019年1月發布保加利亞經濟學家對該國經濟的分析和預測,要點如下:

 

對于2019年的保加利亞經濟,我們有兩種不同的前景和預測。其中一個是相對積極的,而另一個則相對悲觀。

 

根據第一個數據,對2019年保加利亞經濟表現的經濟預測得出的結論是,保加利亞經濟將繼續增長,但增速略低。經濟專家一致認為,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將達到3.1%-3.7%,在歐元區經濟發展的背景下,這是一個良好的表現,據預測,歐元區的GDP增長將低于2%。積極的預測者估計,2019年對保加利亞經濟來說將是相對較好的一年,其經濟將保持穩定增長,失業率低下以及旅游和農業等關鍵行業的改善。

 

同時,歐洲和保加利亞的經濟增長也有所放緩。在2018年下半年,歐盟的增長速度為2.3%。根據世界銀行悲觀的分析,保加利亞經濟在未來三年將繼續放緩其增長。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到2021年,保加利亞將失去2016年增長速度的四分之一以上。保加利亞在過去五年中都沒有成功,也無法扭轉這一趨勢。對于保加利亞而言,該行在所有指標中均下調了GDP的0.5-0.6%。同樣的預測表明,當前和未來兩年的期望正在下降。在2019年,經濟延遲將持續至3.1%,明年將是3%,到2021年將下降到2.8%。相比之下,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6年經濟增長了3.9%。

 

根據這一估計,造成這種消極趨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歐元區增長放緩,世界銀行預測,由于貿易關系的緊張和國際貿易的減少,2019年世界經濟增長將更加緩慢,保加利亞金融部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以及該國勞動力短缺狀況將惡化。

 

另一方面,根據最新的社會學研究,消費者對保加利亞的信心有所提高,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消費是該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此外,保加利亞總理博里斯科夫(Boyko Borissov)最近表示,增加收入的時機已經到來,并承諾在今年1月1日增加10%之后,明年公共部門的工資將再增加10%。這些話引起了人們對更高消費的期望,這鼓勵了商業部門的預期。

 

分析強調了一個事實,即保加利亞迫切需要更高的收入和消費,因為最新的經濟數據顯示,就人均GDP增長率而言,保加利亞僅為7,300歐元(保加利亞的人均GDP增長率卻很高)。這些數字意味著保加利亞的需求降低,銷售和制造業疲軟,這歸因于保加利亞人口的購買力低下。承諾增加公共部門的薪水不是很大,但是很可能會觸發私營部門工資的增加。

 

此外,專家預計,2019年基礎設施方面的公共投資將增加,即公共支出增加。事實證明,保加利亞內閣在2018年底從預算盈余中分配了近10億歐元,用于實現2019年及未來幾年的運輸和基礎設施項目。預計歐盟資金的吸收也會增加,這將刺激各個工業部門。

 

當前對保加利亞2019年經濟發展的樂觀看法是基于最近的積極事態發展。但是,這種樂觀僅限于保加利亞經濟的有限潛力,因為該國非常依賴出口。

 

此外,經濟最近一直在經歷著巨大的勞動力短缺。該國勞動力短缺是由于以下事實:工資低,并且該國并非所有公司都將勞動力視為最有價值的資產。這就是為什么成千上萬的保加利亞人移居國外以尋求更好的生活。這種消極趨勢應該會逆轉,但是事情不會很快發生,而且這種逆轉的預后是非常不確定的,也很有爭議。

 

企業現在必須增加薪水,為了使保加利亞人留下來并說服移民返回自己的祖國,目前這不是一個明顯的趨勢。這就是為什么最近商業和經濟學家都堅信,保加利亞經濟今年面臨的主要挑戰是缺乏勞動力,不僅缺乏高素質的專家,而且缺乏所有專業化程度較低的工人。根據業務數據,每100名退休人員中只有62人進入勞動力市場。每年大約從40到50,000的勞動力資源下降無疑限制了經濟的增長。它導致這樣一個事實,即如果我們不解決勞務移民問題,任何將在5至10年后生效的改變教育的措施都將毫無用處。

 

未來五年,許多企業將關閉,因為這些企業中超過一半的企業處于退休前年齡。計算機技術領域是個例外,其中有足夠的專業人員。解決勞務移民問題的方法是趕上歐洲人的生活水平和收入增長。與歐洲相比,我們的薪水越快,離開該國尋找工作的人就越少。

 

除了當地的挑戰,該國還面臨著不容忽視的全球因素-石油價格變動和關鍵利率上升的預期導致進口通脹。

 

最近幾個月,通貨膨脹率達到了過去五年的最高記錄,并超過了3.5%,這意味著保加利亞的所有物價都上漲了。通貨膨脹融化了人們的大部分收入,使業務計劃更加困難。對于退休人員來說,去年政府提供的退休金幾乎全部被通貨膨脹“吞噬”了。經濟學家樂觀的預測是,價格上漲將逐漸下降,并且由于世界市場上的石油價格下跌,今年的增長率也將降低。該國今年應該采取的重要步驟是加入歐元區的“候診室”。因此,歐洲中央銀行和歐洲控制機制將在保加利亞越來越有影響力。

 

根據樂觀的預測,如果保加利亞今年夏天收到加入ERM2機制的邀請,這是加入歐元區的第一步,那么保加利亞經濟將變得更加穩定。這也將刺激保加利亞的銀行,這些銀行在2018年實現了近10億歐元的利潤,現在正在等待為明智而合理的項目融資。接受保加利亞加入歐元區ERM2機制中將向投資者發出非常強烈的積極信號,這將影響保加利亞的信用評級,也會降低企業和人民的利率。

 

但是,商業和經濟學家的期望都相當悲觀,因為保加利亞將不會像通常在“候診室”那樣進入歐元區,而是需要兩年之久,更重要的是,因為保加利亞人的生活水平必須接近到歐洲,這不會很快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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